背后的原因还在于，如前所述，不同地方的神灵、圣王、宗教都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各具特征。

那么，这些经验从何时开始?根据弗洛伊德的考察，关于良知和自责的因素，都可以从原始民族对禁忌的态度中发现。在很多地方，人们还认为女子的通奸行为会让她的丈夫陷入某种危险。

涂尔干将这些共识表述为共同感情或集体意识。原因主要在于，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将禁忌和法律放在同一个逻辑序列，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启示和贡献⑦。其二，如果站在(法)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则禁忌也可以囊括在法的范围之内，进而使得本文的研究变成了只是在探讨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作为整体的法律的意义而已——这是在本文外审过程中一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24)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吴晓群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60页。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一个人之潜在良知的形成，并不在于某种基于先天理性而形成的道德命令，而在于他从小所处的生活方式、习惯等给他提供的指令和暗示，什么行为是该做的，什么行为是不该做的。二、良知与责任：秩序的心理支撑 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养成一种抑制本能的行为习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还需要一种对本能进行抑制的内在动力，以及在克服本能失败后的某种不安感，这种内在动力就是人的良知，而不安感就是人的自责。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由于人是社会秩序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有序化，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多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但在法律语境中，这种超自然力量通常并不存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法律尤其如此)，法律禁令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力量的制裁。卡西尔也强调，似乎没有一个社会(不管是多么原始)，不曾发展出一套禁忌体系②。从涂尔干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法律的世界里，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标准的，其实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隐藏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共识性的东西，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情感、意识，或是其他什么，并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共识体系，离开了这个体系，人类的社会生活将变得不可能。

如前所述，在禁忌体系中，存在着两类共识：标准性共识和结果性共识。最后，从外在保障来看，禁忌为人类的犯禁行为准备了一整套威慑和惩罚机制：一方面，以结果性共识的形式告诫人们，如果违反规则，将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

(13)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在功利主义法学那里，法律是功利原则的制度落实。可以说，良知和责任是秩序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表明，乱伦倾向是隐藏在人类性本能中的危险特点(15)，因而，很多社会都有关于乱伦的禁制。

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称为法律的这一名词，包括了社会控制的所有这些手段(52)。(29)弗雷泽指出，为了获得粮食，原始人愿意克制自己的情欲。可以说，这两种体系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成熟和文明迈进。⑥从禁忌的属性角度，我们可以将禁忌分为两大类：一是仅仅关乎私人生活、个人情感和少数人特殊信仰的禁忌，为了论说的方便，暂且称之为私人禁忌。

(52)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页。要解释这种团结的原因并不难。

(25)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第80页。最典型的就是作为法律规范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相当于禁忌体系中的标准性共识，法律后果则相当于结果性共识。

前者是一种正面引导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诸如爱、怜悯、合作等美好特质进行引导和激发，目的在于培养合秩序的美德。(19)参见E.A.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291页。此外，一些民族还认为，不正当的性行为会导致收成的失败和土地的不育(22)，等等。(43)可以说，基于责任的义务，才能够真正形成社会秩序，而这种责任，根本上来自人的内在良知。良知和责任感，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一定会自觉地要求自己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因为，对那些除了害怕证人和法官外无所畏惧的人来说，如果无人知晓，他又会走上什么极端呢?(42)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国家制裁，根本不可能形成秩序。

(22)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31页。(53)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第15页。

显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共识，势必天下大乱。④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38页 ⑤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38页。

(54)在特定情况下，即便一个人违反了禁忌，但预期的惩罚并没有出现。少数情况下当这种惩罚未能兑现时，便以集体报复作为辅助性手段。

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家庭秩序如何维护?纳亚尔人采用了一种虚构婚姻的方式。所谓禁忌，是基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由社会强加的一套责任和义务体系。然而，法律体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而来，禁忌体系中的某些观念和做法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而，法律体系中标准性共识的维护，无论是表现为结果性共识之具体内容的设定，还是应对违反标准性共识的外在手段，都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和理性化了。性的需要和满足，原本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然而，倘若这种需要冲破了一些必要的限定，便构成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

(20)参见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00页。由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25)。

其次，就维护结果性共识的手段来说，法律主要借助于国家的物理性力量，而不是超自然力量。就法律而言，禁忌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法律作出了贡献：从主体行为来看，禁忌让人们养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行为习惯，这是法律秩序得以形成的行为基础。

(12)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至于这套共识体系是否合乎理性标准，很多时候倒是次要的。

西塞罗指出，如果只是刑罚，只是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邪恶本身，才使得人们躲避不道德的生活和犯罪的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被称之为不公正的人，而且更应视恶人为不谨慎的人。(39)休谟：《人性论》，第511页。⑤的确，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行为约束体系，禁忌不仅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另一方面，当人们事实上违反规则时，又通过警察、法院、监狱等机构实施相应的惩罚。

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禁忌体系，后者只对违反禁忌的行为设定后果，而对于服从禁忌的行为，则不采取任何措施。(21)参见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汪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页。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向社会大众重申标准性共识的不容侵犯，并防止犯忌行为的传染性，从而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正如《墨子·尚同》所言：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

而人们之所以会积极地履行义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害怕制裁，而是基于良知和责任。大多数人都受潜在良知的指引，很少有人具有揭示事物原因的能力。